1980年初夏，海峡西岸的金门岛风浪很大。杵在岸边望远镜上的老人头发花白，身旁的赵一荻提醒他小心脚下，他却摆摆手：“就看一眼，离家这么近。”镜头那端，厦门的楼群朦朦胧胧，五星红旗在风里抖动。张学良忽然笑了，又忽然不语，思乡的潮水把他整个人都吞没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他离开东北已半个世纪；1946年被押往台湾后，脚下这片海成为他与大陆之间最沉默的阻隔。金门归来，他曾用李商隐的“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”写字送友人，罗祖光看后摇头叹息：“老帅是动了归心。”那一年，张学良七十岁。
十年过去，两岸关系出现松动。李登辉在1988年主政后，宣布解除对张学良的软禁。自由的空气刚吹进院子，他就忙不迭地托好友王冀给北京写信，希望能拿到一封正式邀请函。计划很细：先到北京，拜访老朋友，再北上沈阳，回帅府、去抚顺瞻仰父陵，还想在东北大学做一场演讲。没想到，邀请函先落到台北当局手里。李登辉举着那封信质问：“你是不是又想来一次‘西安事变’？”房间里空气凝固，张学良低头再未言语。
第一次回乡机会就这样折在政治缝隙。1991年春天，他索性随妻子赴美“探亲”。机场灯光下，记者追问他是否要直飞北京，他只说：“总有机会回去看看。”大陆媒体随即表态欢迎，台湾报纸却连日议论。为免事态扩大，张学良公开声明暂不启程：“我不想让任何人为难。”
接下来的三年，机会与变数缠斗。1992年，他又打点行囊，却碰上日本天皇访华的档期，他咬着牙放弃；1993年，为了配合即将举行的“汪辜会谈”，他再度按下暂停键。身旁的赵一荻长期卧病，他自己也开始出现骨刺、肺疾，旅程看似简单，实际难比登天。
就在这一年春天，一通电话把老人心中搁浅的船又推回海面。远在美国的独子张闾琳告诉父亲，自己受邀参加北京的技术研讨会，顺便想到东北看看。电话那头沉默几秒，随即传来沙哑却激动的声音：“到北京后，再回沈阳。一定得替我去爷爷的陵，替我看看老房子！”
张闾琳的身世颇为曲折。抗战期间，赵一荻为避祸将他托付给苏格兰裔好友伊雅格，孩子在美国长大，连中文都说不利索。1959年才能探亲赴台，正眼见父母相拥才知自己来处。对祖国的记忆，对他而言更像一块模糊拼图。
1994年4月20日，张闾琳携妻子先落脚香港，三日后抵达北京。官方以普通外籍专家规格接待，机场迎接的只有外专局工作人员和几位老朋友。没有红地毯，没有镁光灯，连行李车都显得再普通不过。他们住在东长安街边一处招待所，第二天即被安排前往运载火箭研究院参观，期间与严谨的航天工程师交换技术心得，“中国这些年变化太快。”他在座谈会上连用三个“想不到”。
北京逗留七日后，依父亲嘱咐，张闾琳飞往沈阳。辽宁方面本想用警车开道、大礼接驾，外专局打来电话：低调为宜。最终，一辆深色林肯在清晨的雾气里驶入桃仙机场，他的行程只在小范围内通报。第一站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，弹孔斑驳的旧炮筒让他沉默良久。下午进入帅府，跨进高大的照壁，他伸手抚过青石栏杆，轻声自语：“母亲年轻时就在对面楼住过。”
两天后，他来到东北大学旧址。站在校门口，他抬头望见门额“东北大学”四字，字迹飘逸，那是青年时代的张学良一笔一划写下。校内师生不多言语，只围拢致意，有人递上白绸，请他题字。他执笔半晌，写下“勿忘国耻，自强不息”。旁人看得心头发紧，这大汉子却寂然放笔。
沈阳行程结束，张闾琳按计划前往抚顺东郊陵园。车至陵前，他走下车，风正烈，他把父亲交代的挽联摆好，长跪不起。陪同人员都退在远处，只见他轻声用并不标准的东北话念道：“爹，闾琳替父亲回来了。”
1995年6月，阎宝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沈阳举行，张闾琳再度赴会。这一次，他顺道补访了奉天老城的几处遗迹，还与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把酒言欢。酒过三巡，杨拯民低声说：“要是令尊能来就好了。”张闾琳抿了口酒，没有回应，只把杯子放得很轻。
两次回乡见闻整理成厚厚一摞照片和手稿，他带回夏威夷。张学良翻看那些相片——帅府的砖墙、抚顺墓园的松柏、东北大学的旧楼——指尖微颤，一页一页翻，又一页一页合上。不久，他提笔写下一行小字：“鹤有还巢梦，云无出岫心。”随后让人转寄东北旧部，自此再未提归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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